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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屋》与绿房子

2019年11月5日 - 中国历史

我知道程乃珊,是1983年在《钟山》上读了她的《蓝屋》。从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因为,这个中篇与我的出生地有着很远又很近的关系。
读着这部小说,我感到这座“蓝屋”慢慢在我眼前显现,尽管故事和人物都不熟悉,但房子绝对是真实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觉,以前从未有过。“蓝屋”——“绿房子”,线路突然接通,我当时便自以为是地确认,蓝屋就是绿房子。作家一定是从绿房子的史事变迁得到灵感,进行创作的。我想,有机会一定要拜访程乃珊,证实我的猜想。
我是上海土着,祖居的老屋位于四平路夏家宅,我母亲的娘家,就在旁边的杨家浜。1937年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寇在虹口天通庵车站开枪挑衅,制造事端。我家老屋离天通庵不远,无法安居,只得逃难到租界,暂住爱文义路铜仁路口的一条小弄堂里。我就是在逃难期间生于租界的。这条弄堂不长,有几幢二层砖楼,房型好像不大规整。底楼有中华书局的一个装订车间。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同小伙伴蹲在切纸机下玩土。可能因为在打仗,不记得有工人上班,车间里用木板搭了一个比教室讲台大的“防空洞”,估计不能“防空”,我们这样的幼童倒可以用来捉迷藏。
这要说到“绿房子”了。我们那个小弄堂东侧,靠铜仁路转角上,盖了一幢非常漂亮的花园洋房,绿色瓷砖贴面,四层楼,带电梯,楼角呈圆形,还有像船舱那样的圆窗,楼前有网球场。我那时太小,对这房子的印象是后来慢慢形成的,包括长大后几次路过那里。现在房子还在,我脑海中的影像如果有误,大家可以用实物校正。当时的设计者对业主吴同文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房子再过50年,也是最现代的。”这话基本不虚。1938年房屋落成,轰动一时,被媒体称为“远东第一豪宅”。远近的人都把此楼叫作“绿房子”。
“绿房子”岁数比我略大。据我小孃孃回忆,吴家搬入新居时,大宴宾客,铜仁路一侧停了许多小汽车,盛况空前。在我零星的“史前”记忆中,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吴宅院内飞到我们弄堂里的网球,他们从来不出来捡,就成了我们的玩具。你想,在那年月,我还不知道小皮球为何物时,已经玩上了网球,这“先进性”恐怕超过今天的小孩玩遥控汽车!
抗战胜利后,我家搬回虹口,叔父住回老屋,家父租住不远的山阴路,直至我完成学业,远离家乡。我的根在夏家宅,我的出生地在北京西路。我幼时度过逃难岁月的那个弄堂,已经换了新颜,只有“绿房子”依然屹立——它成了我人生起点的地标性建筑!
1985年3月,我和天津几位朋友去厦门开会,必须在上海转车。正好有一位《天津日报》记者要去采访程乃珊,我便同行。那年一月,《文学报》发表了冯骥才与我关于《神鞭》的通信,程乃珊还有印象,说我的文字像个老先生写的。我便接过话头抢先提问,《蓝屋》的生活原型是绿房子吗?程乃珊答道:“是的,在铜仁路。”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绿房子”于我有意义吗?其实是没有的,我朦胧的记忆中那两扇深绿色的大铁门,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现在“绿房子”进了一部文学作品,勾起我生命之初的回忆,我的祖母、我的父母,还有我至今还健在的姑妈,我生命中所有依傍过的亲人,有这个起点,都穿起来了。你这下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对《蓝屋》追根问底,为什么从此我把程乃珊看成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老上海的娘家姊妹——我喜欢她关于上海的小说与散文。
上海是我们的根,根不是抽象的,它也要有所依傍。作为一个文学教师,我感谢程乃珊用她的作品给了我这样的依傍。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逝世整整一年了。前天,沪上文化沙龙克勒门举办“又见乃珊”专场。程乃珊也是克勒门沙龙的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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