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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城游戏中心: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2019年11月5日 - 金沙城游戏中心
金沙城游戏中心: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原标题: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
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初识美国,“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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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徐国琦表示,《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没有战争,也没有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而是选了一些个案,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有不少读者或多或少听说过,但每一个故事又好像都不够详细,从而当成了被忽视或曲解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挖掘出中美之间的共性,以及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积累中所做出的贡献。将重点聚焦在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意义何在?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等人的故事又如何诠释了“共有历史”的精神?在中美关系前景并不明朗的当下,回顾两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共有的历史”,对当下处理好两国关系,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徐国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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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号

徐国琦

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从蒲安臣到杜威,重新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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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你着重考察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人物或事件,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在中美交往史上留下印记的人或事有很多,为什么您会挑选以上的人物或事件,觉得他们有怎样的代表性?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徐国琦: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权歪曲历史。但写历史又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哪些该写,哪些该被排除在外,怎么写?都是煞费苦心和招骂的事。正如我在拙著《边缘人偶记》中涉及到本书写作时,我曾写道,在绞尽脑汁之后,我决定几个不写:前人写过我无法写出新意的题目不写,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另外,历史书最忌散漫和缺乏主线。本书要写的应有一根明显和一脉相承的主线。第三是本书的内容一定要有可读性和故事性。“三要三不要”原则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

最早关注美国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还都是王朝,而美国的国家结构比较独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惟一的共和国。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知识兴趣就要比对其他国家浓厚。当时中国接触美国的渠道是民间,既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美国那种既务实又冒险、积极向上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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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臣

蒲安臣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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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外交使团

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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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中国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

1895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国的势力一下子达到了原来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地——菲律宾之后。

第三章是关于第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戈鲲化,而他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列。哈佛图书馆的林希文博士一直大力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因此和我成为朋友。2009年我还在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时,有一次我与他喝酒聊天,并谈到我正在撰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林博士突然提到在他的图书馆办公室有许多未整理也未被人使用的戈鲲化资料。如我感兴趣,欢迎我使用。我立即让我的研究助手去帮我看一下,写一个报告。我看了助手的报告后,意识到资料的确有意思,加上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档案馆又发现了不少相关资料,于是1879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的中国人戈鲲化在美国的传奇人生,成为我这本书中意外但极有意思的共有历史的第三章。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一直强调,历史学者应与档案馆及图书馆馆长们交朋友。我能成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资深馆员林博士的朋友,实属三生有幸,并且我还一再得到他的关照和帮助。2014年我重返哈佛深造时,林博士正好在哈佛图书馆工作40余年后荣休。我和林博士在哈佛广场的Charles
Hotel酒吧喝酒聊天,林博士当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和我谈到他退休后的好多安排。令人悲痛的是,林博士在2015年因病去世了,我从此痛失一个能为我提供宝贵建议和忠告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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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戈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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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人物在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为他们名不见经传。但如果我们通过共有历史的新视野来回顾,这些人就会崭露头角,重要性也会显而易见,戈鲲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戈鲲化自称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历史上素以文人和商人辈出著称。他生活在中国史和美国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1838年生于中国,1882年死于美国。他成为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掌汉语教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于《蒲安臣条约》签订11年之后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国的两年之前,横跨太平洋来到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当时中国士人很少对出洋感兴趣,但戈鲲化却在美国的排华浪潮日渐高涨且国会即将批准排华法案的时候,冒着风险来到美国。他来了,并且赢得了赞誉。今天任何人走进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都能在正门入口处看到戈鲲化身着清代官服的照片。

在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义不大。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GDP的首强,有资格进行国际规则游戏了。美西战争后,它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角逐者,在1895年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到新阶段的同时,美国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者。当时英法对中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跃跃欲试的德国也介入了山东半岛,但最为活跃的是日本、俄国和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高,它也还只是个小配角。当时英法处于守成状态,德国的重点是在欧洲开疆拓土,当时在东方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日俄矛盾。

第四章是计划之中的古德诺。1913年,由于哈佛大学前校长埃利奥特的努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以及前留美幼童的大力促成,导致美国人古德诺来到刚刚走向共和的中国,并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上留下呼风唤雨的独特经历。留美幼童、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和留美幼童、后在民国时期中大权在握的蔡廷干,都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德诺因之得以成为为中国政府制定一部现代宪法的顾问。

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方事务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它占领了菲律宾以至西太平洋,并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美国的金刚钻(经济实力)有了,“海权论”也已经出来了。但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个军事小国,所以美国国内还没有意愿去揽主导东方事务这个瓷器活。美国进入中国的政策视野并成为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从国际关系政策角度来讲比较有意义,还是在这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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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

巴黎和会

第五章研究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故事。杜威从1919年5月初到1921年7月,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先生”的化身,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杜威通过其在华期间所做的大量演讲,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政治、教育及文化;又通过为美国主流媒体及报刊不断撰写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人的声音及诉求。个人认为唯有共有的历史方法,才能够说明并更好地解读杜威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中之“共同的旅程”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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