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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阳、郭荣刚:60年来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评析

2020年1月29日 - 中国历史

“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

本文对60年来中国基督新教通史、自立运动和合一运动、本色化与本土化、本土教派、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和神学家五个方面的基督新教史研究作了评析。赵晓阳
郭荣刚:60年来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评析60年来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评析

无论从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国思想史来看,还是专就中国宗教史、中国宗教现状而言,我们都可以说,“宗教中国化”并非一个新的概念或命题,而是一个弥久且常新的课题或使命。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而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起初都是在中外文化交往或相遇的漫长过程中陆续传入的。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中国化的艰巨课题,而且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地践行这一历史使命。一言以蔽之,“宗教中国化”,可谓所有的中国宗教,包括业已扎根中华文化土壤的诸种外来宗教理应追随的历史常规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中国基督宗教史一向处于边缘的地位,除了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基督徒在中国总人口中微小的比较,很可能也是造成其历史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重义理与根本认同

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变化,2010年的中国政府白皮书中提到,中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之众,这种现实使得研究者不应该忽视对宗教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研究。据中国基督教会的宣布,2013年中国新教基督徒已经达到2600万人,还有一些未在政府注册的家庭教会的信教人数未统计入内;天主教徒达600万人,这一切都可以说明,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了中国宗教之一。

“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深切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这也就是说,若不从根本上落实“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等便无从谈起。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前后共有四次传入。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基督宗教各派在殖民主义的裹挟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第三度东来,历经曲折后,最终在中国扎下了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更是活动频繁。他们步步深入,活跃中国剧变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1]。从唐初至1955年最后一批西方传教士被逐出中国大陆,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经久不衰的兴趣。

在国内学术界,常有学者把“认同问题”主要看成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弱势的种族、民族、阶层或社群等在全球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所遭遇的挑战。其实,这种看法较为狭隘或偏颇,因为它未能意识到“认同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即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国家、民族和其他社会形态均需“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答“我是谁”这一根本且永恒的哲学问题。

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中的一说为《耶稣教难入中国说》,这是最早有关基督宗教的研究。这里提到一些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情况,对新教则全无记载。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提到一些天主教的传教情况。最早的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情况的中文著述,应该是王元深的《圣道东来考》。王元深曾是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立的福汉会的成员,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他于1899年撰写的《圣教东来考》是本小册子,1907年在香港出版。以叙述礼贤会在广东的活动为主,对其余各派在华早期也有所涉及,虽然极其简略,但很有价值。

从国际理论界来看,“认同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日渐成为研讨热点甚至争论焦点,其话语分量不可轻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27-2008年)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立论于“文化认同”问题。其解释思路大体如下: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性、多文化的”,即演变为“一个由七、八种文明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超级大国竞争”已被“诸种文明冲突”所取代,因为人类史就是文明史,一种文明形态就是“一个最大的文化实体”,它对人类来说可谓“终极的部落”或“最高的文化归属”,这就使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时常处于“对抗关系”;因此,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冲突将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保障则在于“基于文明而重建的国际秩序”。

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赉撰写的《中国耶稣教会小史》,作为《布道小丛书》的第4种。作者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追溯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然后分4个阶段简单地叙述1807年到1907年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经过。这是第一本关于新教在华活动的专著,由于它对景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史也有记录,可以将其看作中国最早的基督宗教通史著作。它的意义在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启了20世纪修基督教史的风气。

亨廷顿还指出:“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人们主要是以“文化认同”来重新“认识自己”、界定“敌我关系”;重温美国历史的第一页,美国是作为一个“新教社会”而建立的,至今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对美国公民来说,无论其肤色如何,都不能不从根本上认同美国文化传统及其核心价值观。

一、基督新教通史研究

“认同问题”,尤其是“文化认同”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宗教中国化”具有理论启发意义。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理论,更不能盲从他国的话语,而是要扎根中国文化,立足当今国情,深入研究。

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是我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本、也是影响极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这本著作摒弃了宗派的成见,从唐代的景教传入中国讲起,叙述了元代天主教的传入以及新教的传播,还涉及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本书的写作模式和基本观点,对以后的基督教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各章单独看来,均显单薄,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入手的途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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